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与农药减量增效行动相一致，是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2020年8月农业农村部出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回收处理体系、统筹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设施建设，此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得到普遍加强。近年来，一些地区引入数字化技术，不断探索提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水平的新路径，形成了较为成功的安徽省“马鞍山模式”、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333模式”等新经验。2022年11月发布的《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要求进一步提高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通过数字化赋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将成为有效治理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的重要方向之一。

　　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天博2021年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达到39.1%，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种植业等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快速起步。在此背景下，农药包装废弃物数字化回收处理的势头开始显现。2022年3月，《浙江省关于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数字化升级的通知》印发，旨在利用数字化发展机会提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水平。黑龙江省也十分注重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信息化和规范化管理，依托“掌上植保”手机软件，开发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电子台账管理系统，在全省13605个回收站点普及应用，实现“收、储、运、处”信息全链条数字化实时管理。

　　相比传统治理方式，数字技术的应用便于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全生命周期污染控制，天博解决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分散、回收成本高、储运和处置难以衔接等监管难题。对于农药生产厂商、农资店等生产经营者来说，数字化技术可以优化农药销售回收流程，促使其更好履行“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义务。对于农户等农药使用者来说，数字化平台便于实施补贴激励，有利于提升环保意识并约束污染行为。对于运输和处置部门而言，数字化信息有利于有效沟通、合理配置资源，保证回收处理链条的畅通运行。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于明确各主体回收处理义务和责任、提高回收率、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长效机制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并行回收农膜等其他废弃物创造了机会。

　　数字化回收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有实施条件。一是农药可追溯电子信息制度支撑起农药包装废弃物数字化回收处理的基础。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包装应带有可追溯的电子信息码等内容，并提出配备识别设备、建立电子台账等信息化要求，基本实现农药身份信息有据可循，与农药包装物回收建立关联。二是全国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的搭建为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全程数字化监管提供了条件。在农药基础数据和农药行政许可两个子平台，以及农药监督执法服务等业务系统的基础上，完成信息归集与数据库搭建，组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平台，同步实现农药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和处理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网络监管体系。三是各级政府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规划措施加速了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理的数字化转型。如浙江省推进的“肥药两制”改革，以实名制购买、定额制施用为主抓手，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纳入农资经营门店数字化管理系统；再如安徽省“两强一增”行动方案提出的科技强农、数字赋农等措施，都促进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数字化的进程。

　　数字化回收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已初步形成经验模式，值得借鉴。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和县等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回收处理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建立了“智能收集、有偿回收、闭环管理”的数字化回收处理体系，实现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全过程数字化智能管理。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作为全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试点县，在实践中创新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新模式，通过在种植大户分布较多区域和农资经营门店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搭建农药统一监管、逆向物流实时监控和废弃物综合监管三个数字化管理平台，积极推行“押金制、有偿制、积分制”，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从销售端、清运处置端以及执法监管端全方位高效回收利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数字化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

　　加快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数字化转型还需疏通以下难点堵点。首先，与农药经营相关数据的管理和对接，需注意整合区域内多种台账系统，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实现数据共享，为包装废弃物追溯管理创造条件。其次，定期组织平台操作培训，提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相关人员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关注用户数字化应用的便利性。第三，积极争取财政、生态环保部门资金支持。公共财政扶持是现阶段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数字化的基础，可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数字化升级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绿色农业发展项目统筹考虑。最后，还需配套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约束权责各方行为，确保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数字化系统的高效运作。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